这个故事和姥姥家的小厨房无关，只是觉得放在这里也没有什么错误。

　　一场雨过后，杨树的枯枝上毛毛虫样的东西又开始飞速生长了起来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杨树的花呢？不久，随着漫天飞舞的杨絮和沙尘暴，北京的春天就要匆匆而过了。
　　忽然想起我那荒废了一年多的院子，当初还嫌面积小，可等它长满了一人多高的野草时，才发觉其实我们需要的也就是这么大的一块土地。

　　我是在奶奶家的大院儿里长起来的。可是奶奶家的院子又和姥姥家的杂院不同，因为我们住的是体委的宿舍，很宽敞的院子里，是一排排整齐得如同军营般的房子，总会有穿着运动服的人出出进进。
　　我家的房子旁边有一棵老松树，长得盘根错节，曾经是我和表哥攀爬的好地方。房子门冲南，门口的小路和院墙之间有很大的一片空地，空地左边是葡萄架，架下有一个水泥板搭的小桌子，地面上有几个小坑，是我和表哥挖来玩弹球用的。
　　冬天，奶奶会在空地上泼水，夜晚的寒冷就会把水冻起来，白天再泼水，如此反复，几日之后，我们就有了个简易的小冰场，把马扎放在铁片儿焊的架子上，拿两根火筷子一撑一撑往前滑，每每为了多玩一会儿和表哥打得不亦乐乎。

　　等到了春天，母亲就会把院子的地松一松，沿着边上挖一排小坑，种上头年留下的向日葵的种子。
　　向日葵这种植物很好打理，不需要怎么照顾就会长得很茁壮。又直又高的茎秆、黄色的花盘、绿绿的叶子，在夏日的微风中轻轻地摇摆。
　　最高兴的，就是秋天了。大人将向日葵的大盘子砍下来，放在洋铁皮大澡盆里，我就搬个马扎坐在盆旁边，和母亲一起将葵花子儿搓下来。一边搓，一边捡着个儿大的瓜子儿磕着，生的瓜子儿有一种特别的油腻腻的香味。
　　那时候瓜子儿是需要“凭票”供应的，只有在春节之类的节日里，每家才能到粮店去买上几两瓜子儿和花生，所以，吃瓜子儿和过节难免有了些许联系。

　　晚上，当一家人围在高低柜前看那小小的九寸黑白电视的时候，母亲就会将煤炉的火门调小，然后把又沉又大的饼铛放在火上（那时候的饼铛都是厚铁的，烙出来的饼很香），抓上几把生瓜子儿，一边看被电视机前的放大镜扭曲了的电视，一边用铲子翻炒着，不一会儿，诱人的香味就飘满了屋子。等瓜子儿快炒好的时候，将少许盐水撒进去，翻炒几下，瓜子儿就沾上了咸咸的味道。
　　不过，我还是喜欢“原味儿”的瓜子儿，而且由于性急总是跑过去尝尝瓜子儿好了没有，屡屡被烫了手。后来我就主动要求承担了“炒瓜子儿”的任务，这样就可以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了，结果有时候又因为看电视太投入把瓜子儿给炒糊了。
　　后来，母亲说炒瓜子儿吃多了上火，于是就用盐水（再加些花椒大料）将瓜子煮了，然后用小布袋装好，放在炉子边上烘干，只是煮瓜子儿怎么吃，都没有炒瓜子儿那样油香的感觉。

　　这里有一些记忆是重叠的，因为在姥姥家一样也可以炒瓜子儿吃，一样的煤炉子，一样的大饼铛，只是瓜子儿是在东北农场工作的姥爷捎回来的。而往炒好的瓜子里加盐水，则是从延安插队回来的三姨教给我们的。
　　瓜子儿的香味和九寸的黑白电视，成为了那时候夜晚的主题。

　　想来想去，如今我那不大的院子里，还是可以种下不少向日葵的。